就在那时，诚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，处处透着冷淡。我希望那只不过是我的错觉，却又确信那是真的。改变他的是一位女主唱。在演唱会上见到两人站在一起的瞬间我就明白了，诚也注视着她的目光里蕴含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热烈。
如果只是出轨，我或许会像之前一样视而不见，但是这次不同。诚也不仅被那个女孩的性格吸引，更被她的才华征服。他找到了无法与我分享的、层次更高的东西。
如今回头再看，其实我那时要是能直白地嫉妒就好了。将不甘的情绪扔给诚也，大哭一场，哪怕被他厌烦地甩掉也没关系。我应该那么做就好了。
但是我没有。我仍然佯装不知，继续着没有发觉诚也变心的表演。为此，药物是必需的。神经不迟钝下来的话，我就无法熬过去。
后来，诚也打来电话，说有重要的事情想找我谈谈。我嘴上回答“可以啊”，内心却陷入了绝望。他应该是打算来跟我一刀两断的。
我对自己说：可不能搞得那么难看。如果不无理取闹，而是展现出豁达的态度——分手虽然痛苦，但为了你的幸福我愿全身而退，诚也或许还能改变心意。当时的我做了这样自我满足的想象。
但是悲伤是抑制不住的。一想到从前那些快乐的日子可能会一去不复返，我就伤心欲绝，哭着从抽屉里拿出药来，比平时多吞了一些。其实平时的药量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了。
然后，我就失去了意识——似乎是这样的。等我再次回过神来，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了。
对不起，能稍微让我休息一会儿吗？
我说到哪里了？啊，说到在医院醒过来了。没错，我没有任何记忆。自己为什么在这种地方，左臂上为什么缠着绷带，我都一无所知。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告诉我。
不一会儿，一对陌生男女走进病房。听到他们自我介绍，我吃了一惊，竟然是警察。
女警察问我最后一次见到诚也是什么时候。我试图回想，大脑却一片混乱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女警察从包中拿出手机问我：“有这个的话，你能想起来吗？”那是我的手机。
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手机为什么在警察手里，就那样接过来，首先确认邮件。最后收到的邮件是诚也发来的，说他有重要的事情想找我谈谈。于是我想起他确实要来我住的地方，为了平复情绪，我还服了药。
然而，服药后的记忆已经全部消失。无论我怎么回想，大脑中都是一片空白。
两名警察面面相觑，一副为难的模样。
女警察拿出照片问我：“你记得这个吗？”照片上是一把尖利的厨刀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给我看这种东西，于是回答说和我平时用的刀很像。结果她立刻抛出了一连串奇怪的问题，什么刀平时收在哪里啊，最后一次使用是什么时候啊。
我忍不住拜托他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
恰巧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开了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将信封递给女警察。女警察从里面抽出一张纸，用郑重的语气对我说：“长谷部奈央，对你的逮捕令已经下达。我们以涉嫌杀害大畑诚也的罪名逮捕你。”
对不起，请让我再休息一会儿。另外……能给我一杯水吗？
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也好，在检察官面前也好，我都只能说出同样的事。我什么都不记得，只能不停地道歉。
父亲请来的律师给我讲了那天的情况。考虑到我的感受，律师的遣词用句避重就轻，但是骇人的内容仍然足以让我的心坠落到地狱最底层。听着律师的讲述，我一次又一次觉得头晕眼花。
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受到法律惩处是理所当然的，不如说我希望自己尽早受罚。死刑也无所谓，我甚至想立刻赴死。之所以没能死，是因为拘留所和做鉴定的医院都戒备森严。
因此，当得知判决结果是不予起诉、立即释放时，我脑中一片空白，心里没有任何喜悦，只有一连串的疑问在不停盘旋。
父母欣喜异常，但如何安排我今后的生活显然困扰着他们。首先是离婚，目的在于改变我的姓氏。户籍上跟随母亲，我正式的姓名就能变成泽崎奈央。
随后，他们让我住进神奈川县的一家机构，是面向精神障碍者的集体康复中心。
父母选择了搬家。尽管案件以不予起诉告终，但毕竟女儿杀了人，他们很难再维持此前的社交生活。我悔恨万分，无颜面对父母，让他们不用来看我，可他们还是经常过来，尽管每次见面都只有尴尬。
幸运的是，我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，总能收到充足的生活费，还持有母亲名下的信用卡和手机。不过，我也没有机会去过奢侈的生活。
集体生活是那家机构的基本原则，但是我一直与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。我害怕与他人来往。
然而世上什么人都有，也有人主动接近我，那就是三轮叶月女士。我最初以为她是个固执的怪人，但是渐渐地关系便融洽起来。她谈吐幽默，和她交谈非常愉快。可是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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